毛泽东一生嗜好读书。逝世前的毛泽东，已经说不出话来，依然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着给他看。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当时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以及《论语》《诗经》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公家书》。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首要条件。
而在毛泽东“读奇书”的追求中，读史可谓重要一环。
阅读研究历史文化 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读史，首先是读中国古代历史，领略中国传统文化。青年毛泽东曾经很敬佩曾国藩，甚至说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类的话。许多人对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1917年8月23日，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的原因，是曾国藩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可以“动”湘军之“心”，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毛泽东所敬者，唯在此耳。
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1938年1月读《乡村建设理论》后同梁漱溟的一场学术讨论，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当时到访延安，把自己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很厚的两大本。毛泽东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该书主要分析中国社会传统结构，阐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毛泽东读此书，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注，还摘抄一些内容，同梁漱溟讨论一夜。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主张“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赞成中共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改造中国，认为应该走乡村建设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泽东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来思想引发的，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个国情。看来，改造中国的道路是革命还是改良，根子在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正是在理解“老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和梁漱溟长谈争论那天晚上，毛泽东或许感到梁漱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临别时专门叮嘱：“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书中的缺憾，在于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而毛泽东恰恰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从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得出不同于梁漱溟的观点。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同学者争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体现了他博古通今的学习习惯。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了解昨天的中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为推动延安干部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还提议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2年出版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对该书出版的意义，看得何其重大。
毛泽东阅读和研究历史文化，在党内领导层，无出其右。他的阅读和研究，注重用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述一些道理，为现实服务；同时，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和发挥，拥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这些特点，当时到延安采访过的外国记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说：“他(指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研究中国近代史 不做外国经验的“留声机”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从而使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事实上也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的一种体现。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大力提倡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指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但亲自动笔，毕竟不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让范文澜负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军事，陈伯达负责经济，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这些安排，由于形势的变化，除了范文澜1946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外，多数后来没有实现。但延安时期，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确实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共的历史，有助于澄清党史上的是非。这是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鲁传》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令人喜悦的良好开端。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上，不久便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难在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中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会议期间，他反复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认为现行的以工资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8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8月24日他在会上又说：搞等级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在这以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进一步把自己的阅读延伸到中国古代历史。1958年12月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写了篇不短的批语，介绍张鲁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诸如，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总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这些阅读中获取的思想资源，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一些误解，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借助人物史传 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有的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有的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角度进行纠正，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他专门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毛泽东把《明史·海瑞传》的有关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得到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一个月后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于是，进一步解释说：多谋就是要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讲到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要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团队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这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运动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向亲友下属荐史 表达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荐书，目的是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他私下向一些人荐书，也属常态，用意却更为具体，往往是根据特殊情况，希望对方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和借鉴。
先说向亲属荐书。这类事颇为频繁。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给李敏、李讷写信，让她们读曹操的《观沧海》，大概是想让孩子们通过此诗，和他一样感受北戴河观海的壮阔。李讷1958年曾生过一场病，毛泽东写信让她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还把这篇传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最后归结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帮助，树立干一番事业的志气。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说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干部子女那样“翘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细理微、循循善诱的家长模样。
1958年4月，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推荐给田家英读，并在信中说，“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毛泽东向他们推荐“切中当时事理”的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关于推荐的初衷，毛泽东1958年9月同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常常针对部队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向他们荐书。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开了一批书目给他，特别让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意在让李德生熟悉辖区地理形貌。对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毛泽东当面说他的特点是“厚重少文”，劝他读《红楼梦》，意在磨磨性子。(陈晋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大标题为编者所加，辑自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和《贺新郎·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