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破局,伊於胡底——关品方专访

    关品方博士（退休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 2019.12.20   澳门回归20周年
 
   （1）香港回归的意义
    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为清洗百年殖民耻辱而欢呼。收回香港，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交代，更是面向将来，原本有机会开创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天下的新局面，为国家在新时代的发展开启一个新的机会。
    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低估国际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对于香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香港离开母体155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走着一条与内地完全不同的路，已经完全融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最为活跃的，在世界市场最为开放的自由而放任的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有其优势，也有其弱点。香港特区，国际经济上看似是巨人，国际政治上实质是婴孩。收回香港，我们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了一席方寸之地，利用得好，价值无限；弄得不好，也会麻烦不断。
 
    （2）一国两制的实质
    一国两制是我们极具战略眼光的上一代领导人，因应当年香港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的未来需要而制定的英明决策。因为只有实施一国两制，才能为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接受，保障回归前后的社会稳定 。理论上，一国两制实施好了，对国家统一台湾，对世界各国愿意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有极大促进和示范作用。
    因此，一国两制肩负着两大历史使命和任务。其一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让香港人的福祉不断提升，由此令他们逐步与内地人走近，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二，通过国家施行的各种及时和必要的举措，减少敌对势力在香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两方面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3）一国两制的重点
    许多人研究一国两制，只把目光集中在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上，甚至只讲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全面。一国两制的主要精髓 ，在于正确处理主权和治权之间的主从关系，一国和两制的之间的主从关系，还有就是两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处都有，但如果我们经常不断地把这个问题作为主旋律突出地去讲，就容易把特区政府置于和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上。我们应该着力研究两制之间的关系，找出其和谐相处和互相促成之道。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在香港尝试探索和实践一国之内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而不应因循那种垄断的腐朽的建立在放任的利伯维尔场基础之上的极端垄断资本主义。研究香港的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改良给当地居民以至全国人民带来福祉，是一国两制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或许也能为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提供某种启示。
    研究一国两制而没有提出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愿景以及路线图，甚至不时发出威胁取消一国两制的声音，这是重大的错失。难怪资产阶级始终惊恐、中产阶层日夜担心、普罗市民无所适从。因为没有讲清楚一国两制的终极目标。 论述不清楚彻底，就不能说服群众，不能凝聚社会的基本共识和核心价值， 民心回归的工作就会失却方向。这是多年来一大政策错失。
 
    （4）港人治港依靠谁
    资本家、专业人士、公务员治港都试过了，效果都不大好。为什么？其实, 古今中外执政者都面对一个现实：没有一个吏部团队（公务员队伍）忠诚地支持最高领导（特首）施政，早晚都会出事。香港限于没有执政党，问题更大。政制和政道，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政府治理是一门高深的政治专业，中央要恩威并施地驾驭长期浸淫其中带有建制惰性的地方官吏。但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整体来说，对香港特区的公务员没有升贬任免的驾驭权；公务员档案及政治部情报搬到英国，以致不听“老雇主”话的，随时可能挨到背后捅来的刀子 ；高级公务员子女多在英国（还有美国）读书，有资产在英国美国，意识形态也倾向西方；五万个家庭的居英权（对下一代有延续性）是他们的最后保险。这些香港人是香蕉似的黄皮白心。现实地讲，香港公务员是没有国家立场和民族观念的，一切向权向钱向名向利看的，精明的买办式的中间管理层，左右逢源，若然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旦对立，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能自动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
    可以说，特首易寻（要求其行政能力大概等同国内一级城市里面的一个常务副区长）也难寻（要契合中央的发展战略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那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要求），要统帅5000个高级公务员和领导18万基层公务员忠诚地长期地为实践和优化一国两制服务，是治理香港的头等大事。但我们基本失策失察失误，这是第二个重大政策错失。
 
    （5）凭什么去搞选举 
    要研究和阐述清楚一国两制的要旨，要举起理想和愿景的旗帜，要做好培育和监督公务员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共传统的“讲理论，定路线，用干部” 的头等大事，为何竟会丢失了呢？ 现在看清楚了，原来精力都放在选举上面了。
    彭定康当年力推政改的目标，是要把香港交到植根于香港的民选政府手上，而不是交到中央政府手上。 英国老谋深算：依照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支持，长期培育训练有素的“马前卒”（主要是教育，传媒，社工，宗教四大战线） ，加上一整套丰富的颜色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战术运用，如今更提供丰富资源，文攻武略齐备，不再掩饰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意图 ，会相当长期地在民选战场上稳操胜券。2019年的区议会在议席上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下一步是2020年立法会（要取得至少36席），再下一步是2021年选举委员会（要取得至少601席），最后是2022年特首选举（要选出一个来自反对派的候选人）。
    中央可能认为，过去有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只要经过努力工作，一定能争取到大多数的群众，在选举上取胜，因此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泥浆摔跤似的争斗。回归前后历经民主选举几十年，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无数的钱财，甚至有时是举国起码在口头上的支持，成绩却差强人意。事实上，西方式的选举并非理想的民主形式。 在香港这个没有民主实践经验的，缺乏民心回归历练的，被殖民奴化了155年的，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港人自己有高度自治权的，放任自由乏监管的，这样一个国际大都会而政治体制尚待完善的地方，实行分区式单票单议席选举，一定会引起社会的躁动和队伍的分裂，到今天更被卷进国际纷争，无法不堕入难以解决的严重危机。对选举的弊端，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总结，看能否来一个釜底抽薪。
 
    （6）中央政府的角色
    很明显，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策略，应重在管，而不在治。管什么？如上述：一管发展方向，二管特区官员。
    首先，要做切实的调查研究，了解清楚香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误判。例如以为香港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反共和爱国爱港的矛盾。这不全对。要对香港的深层结构问题、香港发展方向、在整个中国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作出明确的判断。这些题目，以吏为主的特区官员是不会做的，也一定做不好， 因为没有这个眼界，能力和水平。
    其次，建立起对特区公务员，包括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高层官员司级以上的分层监督问责制度，对中层的局级公务员（包括常务秘书副秘书长一级）要有实质的升贬及任免权。对公务员担心西方制裁损害其切身利益，要有实质的对应措施，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度。还要大力培养自己队伍内的新一代进入公务员体系，实行早该进行的掺沙子工作。
    基本原则是督促、指令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例如，指令特区政府限期止暴，指令特区政府解决民生的老大难，指令特区政府制定和中央融合的发展规划，同时考虑在特区政府架构内恢复政治顾问的职位（特别顾问一职早于2002年6月30日已废除），确定其为保障中央基本利益而把关的权责。
    国务院港澳办与执政党中联办应当合并，成立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办公室，下面分设香港/澳门两个办公室，适当地互动配合。中央派驻香港干部，级别要够高，同时要改变短期任命，三年调动工作的规定，要改变脱离实际的作风，改变脱离群众的作风，改变矮化本土爱国力量的作风。 要改变把工作重点放在上层商政阶级的不良党风，要真正为香港基层民众谋利益，为融合国家发展的民心回归工作做坚实贡献。
 
    （7）关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就是国防和外交的具体事务，中央有毋庸置疑的管辖权。“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 此权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行使。 损污国旗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破坏中央国有企业，采取意图推翻特区政府的行动(曾有人宣示成立香港临时政府)，要求外国干预香港, 明目张胆配合反华势力攻击中国，这些都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实时采取实质的对应强制行动，不能止于口头谴责。特区警方、司法部门应负起支持和辅助执行的义务。 
    香港是各国情报中心，很难指望清理干净。中国的国安、公安、军情部门应利用主场之便，大力进行反间谍工作，并可成立交换情报体系，向外渗透反间。这些部门当然要有统一纪律，服从大局，不在话下。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安全主要是专业部门的责任，在香港，理论上我方力量远大于敌对势力。只要各尽其职，香港乱不到哪里去，更影响不了内地。
 
    （8）止暴制乱与固本培元
    香港近半年的乱局事出有因，根本内因就是以上的两大政策缺失。循这两点入手，才牵住了牛鼻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于一国两制的方向不清，似乎依仗工商界就可以治港，而工商界的天条是利益交换，为了争取工商界，以国内、香港的商业利益作交换。让工商界占据了主要的政治位置，特区政府官员基本上没有以民为本的坚定信念，当然会在有心与无意之间利益倾斜，类近官商勾结。回归22年半，工商寡头财富成十倍增长，而人口逾半数的市民生活质素却实质下降。工商界在政治层面的世袭，亦阻碍了青年上流的路径，弄至民怨四起。
    特区政府公务员意识形态基本是西方的，回归后因循守旧，无心进取。没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动力，更无对市民宣传教育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性。加上西方软实力异常强大，在司法、传媒、教育等方面专业组织盘根错节，早着先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方不明白培育青少年的国民意识是一项需要全社会配合和综合治理的长期系统工程，回归前夕，放弃了深耕细植的长远规划，因应干部轮换制度，着重做「放烟花」式的应景工作，未有转换特区有关部门主要官员的思想，在「通识取代历史」、「撤销国民教育」两个关键战役上丧失立场，导致新一代的青少年惨被误导洗脑，成为反对派的利用工具。我们要思考对策，遏制暴徒野猫式破坏交通管理系统及社会秩序，打砸抢烧商业店铺，堵塞公路，占领校园等暴行。关键是把暴徒拘捕判刑，掌握罪证，刑事之外要民事赔偿。
    我方政策的错失，为敌对势力伺机放火，长期准备了干柴，而浑然不觉。
 
    （9）选举怎么办？
    刚进行过的区议会选举，以大约85/15的比例大败，接着的明年立法会选举，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可能影响到后年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反对派一定全力冲击8.31防线（他们的五大诉求，最关键的是“真双普选”）。
    痛定思痛：1，在宏观上捡讨选举的利弊，看有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制度。2，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制度，就改变自己，打出一条生路。3，痛下决心，建设一个以建国前的共产党为榜样的选举队伍，以鲜明的理想旗帜、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一心为公的无私形象，去感召和吸引群众，放弃「蛇斋饼粽」的工作模式，真正以理念致胜。4，解散众多争宠夺利的山头，清除一切投机分子，认真整顿香港的政治力量。真的共产党，真的先锋队，经过淬火，是可以赢得选票的。甚至可以考虑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参选，无需掩饰。5，从香港中联办开始，严肃整党，重组香港的政治核心。香港出了这样的大事，放在内地任何地方，党政班子都要重整。
    隐忍坚强 ：近期参与选举，不以胜负论英雄，志在整顿队伍，端正作风。要坚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总体政治环境没有好转，选举没有十足取胜的把握之前，就是不能够同意一人一票的所谓“真双普选”。
 
    （10）在逆境中看到光明
    基层警察说，换了警务署长，三天就可把暴徒打到无路可逃。学校老师说，严格执行校规，学校就乱不起来。如果特区政府由上至下都硬起来，社会秩序就能恢复。凡暴力和违法，严惩不贷，公义才能彰显。不信被捕的几千人在清醒之后不担忧自己的前途，不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收容这些滋事份子，如果有，让他们走。前所述及，凡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中央应有直接管辖权，香港法官无权放人。此招一出，「止暴制乱」即行见效。适当时候，应考虑由全国人大为特区政府国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条） 立法，立马在香港实施执行。
     整个社会要大兴正气。现在香港每所学校都有几十万元的社会历史教育经费，用在真正的有心人手里，会起很大作用。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个阶段，都起过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香港本土的历史资材,尤其是香港抗战史，是重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财富，应该投入比过去多十倍二十倍的资源，由真正的有心人开展历史的学习和国民意识的培养，继而推进到学校，形成系统的国民教育。这是为了阻止「去中国化」而固本培元的最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
    香港政府坐拥几千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市政管理方面还是有人才的，即使如老大难的土地，房屋，综援和养老问题, 实际上都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他社会问题，只要路线改变，非常时期行非常政策，换掉领导班底，带领公务员队伍诚心尽责办事，加上中央指路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创意，让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切实地和大湾区融合，或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
    历史上，香港大乱之后，必有一个黄金发展期。当然有人会丧失信心，弃港而去，那就请便。香港至少有50%爱国爱港的基本群众，现在只是缺乏一个本地有为的思想领袖和中央强力的方向引领。
    透过乱局，审视过去政策的错失，针对两大重点问题，下决心，从领导层的彻底整改开始, 发动全港有识之士，督促特区政府，共同制订出各种长、中、短期的工作计划, 中央直接和香港市民沟通，可以通过一个新建的平台直接对话，仿效当年起草基本法的运作模式，设立咨询架构，委任港事顾问，香港和北京两边跑互动进行，公开讨论2047后如何优化一国两制的设计，以至讨论基本法应否修改及如何修改（对话的机制，由特区政府提供便利），十年内香港必可改观。这是本人对破局的思考。时移势易，基本法由四大不足之处，22年半实践下来，已见端倪，应与时俱进及时检讨，不可回避。在这个中央和港人直接对话的过程中，长期耐心进行，必可将人心拉近，同时或可为日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思考和制定提供有力的参考。
 
    （11）区议会选举的检讨
    1，从这次选举结果看，建制派的大败，实际上是多年来以“选举工作为核心”路线的大败。
    2，这条路线的确立，源自：A，对西方选举制度缺乏深入分析。B，自以为是地执行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C，以利益为导向建立的建制派队伍基本上是乌合之众。
    3，重要的问题不单是工作路线的错误，而是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把重点放在所谓“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上，人为地把国家利益和香港市民的意愿对立起来。
    4，“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研究香港如何实践好改良的，与时俱进的“资本主义”这一制。22年半以来，把香港变成了“垄断的”、“腐朽的＂，极端放任的，由无限制的利伯维尔场主导的，落伍的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不患寡而患不均，尽失香港民心。
    5，基本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香港，真正解决为谁服务，依靠什么力量，建设怎样的政治领导核心的问题，把香港的人心理顺，把香港的发展方向讲清楚。
    6，区选是民意的真实反映（说明有很多人不满现状，尤其是不满特区政府的施政），要好好分析，要从高高的云端走下来，归零重新出发，走向井岗山，预备开展二次回归的长征。要回到1997年前，寻回初心。二次回归的本质和使命，是民心回归。 这就是出路。一手软，一手硬。  
 
      区选之后，许多专家发表了各种解读意见，比较突出的看法，是认为香港的主流意识是反共反中，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不可救药，认为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和爱国之争，或所谓西方的《民主主义》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矛盾，勇武派（即港独）和泛民派合流（他们拒绝和暴力切割），一起反对“建制派”。结论是：今后的香港将会与国家渐行渐远。这种意见并无坚实的系统的研究数据支持。他们对香港人的政治意识的讨论，目光所及，只是近40年，而且许多观点并非来自真正扎根于香港的学者。
      反逃犯修例的风暴发展至今，显示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对社情民意疏于了解，对香港深层次矛盾缺乏掌握。情况不明，理论不淸，是没有可能不吃大苦头的。
       历史上，香港的管治者曾经对社会事件作过客观的研究，提出并施行了正确的对策，很快把坏事变成好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远的如1967年暴动之后，麦理浩的十年善治。近的如吴梦珍对青少年骚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青少年服务工作。刘兆佳对香港社会分层进行过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家庭功利主义。金耀基进一步提出强势行政主导的治理思想，是一时的经典。可惜，22年半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虽然不断完善，但鲜见贴地的研究成果。
       现在是时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了。民意和上情有极大反差 ，中央听不到预警，吃的亏还少吗？对现今香港人，按阶级分层分析他们的出身，背景及来历，收集经济数据及确定其政治取向，如不真正掌握这些大数据，如何制定治港方针？
    特区政府应立即组织大规模的社科调查，要釆集足够的随机样品，提供真实的素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要真正弄淸楚现今香港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什么看法，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抱有什么期待? 背后各有什么不同的原因？
     特区政府应重新成立中央政策组，从事深入的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外，应同时倡议各界学者访问青少年和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提供典型，分析当前不同年龄层的心态。中央机构更应该约谈特区政府各级官员，深入了解后，不具名地公开他们的想法。香港警方应该在国安部门的配合下，调查疑似煽动暴乱的境内外人士和年轻人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也是在深入了解后，不具名地公开他们的想法。
       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经过翔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过去这半年，香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应该籍此机会收回更多。香港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人希望或臆断它是怎样就是怎样，只有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政府了解民意民情，不是为了讨好民粹，而是要因势利导，带引香港走出困境，真正做到民心回归。
      我们要避免只用少数的例子和粗疏的数据，就对一些严肃的大课题作出武断的结论，不可以闭门造车主观臆断，把现实材料往既定的结论上剪贴，进而引导出一些会令港人迷惑甚至恐慌的言论，例如不可过度强调「香港人必须吃更多的苦头才能醒悟」，「一国两制可以考虑暂停」等想法。民间的思维，网上的讨论，或会有极端情绪，但集思广益，敞开言路，仅供参考，那倒不一定是坏事。
        在半年的动乱中，警察打不下手，法官判不下手 ，既体现了香港人普遍地原则混肴的人性，又暴露了特区政府不懂“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的妇人之仁。这种治港风格，不管它是有心还是无知，但毕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和解的后路。当年的红卫兵非常暴力，但后来的知青一代，有不少还是成了共和国40年改革开放的栋梁。
 
     （12）历史会否重演？
     特区政府要学会怎样与充分接受世界自由信息的年轻人相处相知，共行互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掌握发放正面信息的主导权。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十分滞后。香港电台多年来煽动青少年与治理力量对抗，正中敌对势力的下怀。传播媒体长年累月散布反华仇中的言论。这些问题，我们要直接面对，立马解决。
      只有对国家和人民有深沉和炽热的大爱，对国家战略和人民前途抱有极度的责任感和有担当的领导人，才会有大智慧，才能在失控中找到新路，带引香港重现辉煌。目前，香港没有这样有能力的领导人可以治理好香港，驾驭好特区政府。   
 
    （13）以史维安 时不我待
    我们应该善用香港抗战历史，推广国民教育。香港形势发展至今，内因众多，其中公认的一条，是对香港青少年缺乏有效的历史教育。我们要立即䃼上这一课。香港历史教育的内容繁多，最有效的是善用香港抗战历史，并且立即实质推行。
    由于特殊的原因，香港抗日战争历史在香港史上非常重要。1941年底前，日军占领了我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动香港分毫。当年，支撑国民政府过半军费的海外捐款和物资，基本上都是经香港而来。上海沦陷后，大批有名的文化人来到香港，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文化和统一战线的重要中心。日军入侵香港后，这里迅即呈现了中英丶中美、国共等各方直接合作抗击日军的态势，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当年，营救大批文化人的成功例子，东江纵队开展的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的创举，更是中国抗战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
    香港在真正的全民抗战中凝成的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本土记忆，正是香港精神的核心，是香港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开启中国近代史的鸦片战争在广州发生最后导致香港被割让，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香港建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海员省港大罢工）在香港发动。抗战时期，受百年西方文化熏陶的香港市民，其反抗外来侵略的模式也有所不同，为后来的历史发展留下许多伏笔。香港人的意识基因，实在既与内地同胞血浓于水，又带有更多开放多元的外向性和包容性。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个转折关头，从不缺席，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11年前汶川地震，港人协助救灾不遗余力，记忆尤新。这才是真正的狮子山下守望相助的精神。
     如果说，鸦片战争离我们太远，辛亥革命后来重点北移，那么，抗日战争这段惨痛的历史，正是港人尚能耳濡目染，香港的各方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集体记忆。香港抗战这个主题，可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的本土史料，帮助香港人反思自己是什么人，从哪里而来，要向哪里去的问题。大部分香港市民，祖先的根来自广东省大湾区。对这些问题有共识，是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基础。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对香港有着深沉和真挚的大爱，我们中间，包括有抗战时期东纵后代，抗战国共两军后代，美军飞虎队后代，退役英军后代，也有长期从事历史教育的热心教师、影视工作者和各方人士。长期以来，我们自发努力宣传香港抗战历史，弘扬爱国的民族精神，举办过多姿多彩的展览活动、交流活动和各类宣传活动，发动过五百学者在六大报章刊登全版广告，声讨卖国议员宣誓时的媚日行为，争取到把中史列入初中必修课，并在课程中要有香港抗战的内容。这些工作一直未能得到特区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有效支持。
 
    我们向特区政府就善用香港抗战历史材料和推广近代历史教育提出过以下的建议，现再次提出：
    1、 保护和修复香港众多的抗战遗址，利用这些遗址和空置校舍建立抗战教育营，设计相应的旅游径，用多媒体方式重现历史，用户外生活、军事游戏、应急求生训练等方式吸引青少年参与。
    2、 配合中史作为初中必修，香港史应包含抗战史，组织教育界专家和长期从事抗战历史、国民教育的民间团体合作编写法定教科书，资助编写、制作有关抗战史的教学套、动漫书画、微电影视频、各种活动游戏等本土辅助教材，供学校选用。学习抗战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纪念抗战功绩是为了捍卫和平。
    3、 在中国抗日战争、香港抗战的各个纪念日，组织具规模的，有广泛民众参与的纪念活动。组织抗战老兵和沦陷时期的亲历者介绍历史，并留存口述实录。
    4、 利用香港众多抗战题材的历史电影，举办电影欣赏会、文创技巧工作坊。由专家对青少年广泛做历史沟通技巧和电影创意思维的分析，鼓励大家一起拍微电影、设计仿真计算机软件游戏，充实中学生"其他学习经历"的内容。
    5、组织专家学者，大力开展香港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工作，包括香港抗战对香港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和沦陷时期香港的苦难史。对现已初步查明的日军在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大量残杀香港市民的历史，要进行深入的调查论证，还历史的真相。
    6， 尽快筹建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收集抗战文物，开展历史教育，组织抗战文化的国际学术交流。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应该是香港抗战精神的守护者，是全港抗战历史教育的指导和研究中心，从而营造尊重历史的氛围。各种抗战教育活动的公共场所，也应该是香港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支点。未及建馆之前，特区政府应在海防博物馆增加抗战文物展示的功能，并与解放军驻港部队军史馆的建设互相配合，补充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7，香港特区政府更应筹建1997回归博物馆，将来甚至要建立2019暴动纪念馆（要保存好相当一部分在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被严重破坏的现场，留为纪念，作为警惕）。
   上述各项，是特区政府必要做和可以做的负起历史责任的工作。时至今日，更应义不容辞，坐言起行，不可怠慢。                                    
 
   （14）香港应有的愿景
     “本土派”近年声音很大，给香港带来很多思考。陈云2011年发表“城邦论”，开始建构"本土派"的理论。从“保育皇后码头”到“反水客”的社会行动，鼓动了一批激进青年，加入反中行列，到“占中”时期，渐成一股力量。从唱衰香港前景的电影（“十年”），到梁天琦挟旺角暴动的影响参加新界东补选而赢得六万多选票，又有 “民族党”等多个 “本土派”团体的飚起。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半年暴乱之后，有什么新的观察？ 这“本土”和“港独”的趋势，到底会带给香港人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许多人一直以为，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囿于当年英美势力巨大的国际环境 、香港对内地经济的领先 、港人普遍的拒共意识 。中国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依赖香港，被迫采取了让步。当时最高领导人力保香港平稳过渡，还说过要学习香港，更有要在内地多建几个香港的说法。有些香港市民觉得，一国两制的制定，是靠了英国人利用香港固有优势（“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就是好”），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胜利成果”。由此，引发了“民主回归”的主流意识，以为香港应先于中国实现民主。当年不少人认为，50年后，即使变得一国一制，内地依然应该还是要向香港靠拢。所谓民主自由对抗专制极权，深入港人的民心。回归过程中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香港近乎全民上街，是这个潜意识的外现。但是，中国后来发展的迅猛出乎大多数香港人所预料。现在，整个世界都向中国倾斜。如果"本土论"是帮助港人认识香港近水楼台的优势，能够引领港人走向和内地融合的面对现实的美好愿景，那当然值得欣慰应该鼓励。可惜，很少有人意识到，一国两制的方针，远比仅是为了维持香港繁荣还要重要。它源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战略考虑，是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所下的一步极其重要的活棋。 亦即：中国需要有一个多元的结构，面向多元的世界。"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优势，确实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构建。
    如果一国两制只是尽量维持一切不变，就会缺乏实际上极其需要的前瞻性及灵活性。“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 “港人治港” 这几个耳熟能详的关键词， 虽经基本法说明，仍有许多模糊的空间 。从中央的角度看，自治有“高度”，有多高才算“高”？ 其“高度”用什么参照？特区既有独立的货币、关税、司法管辖、出入境管理、特别的国际关系等等特殊元素，就很难完全纳入固有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需要共同努力去磨合。“港人治港” 更难掌握，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粤人治粤”“湘人治湘”之说，特区是开了先例，何况港人的背景和成分是多么复杂。难道除了国防和外交，中央真的什么都不需要管治了？这与英国人“主权换治权”，即香港并非交还中国而是交由根植于香港人的政府，有什么根本区别？还有，治是怎么治法? 过去香港由英国人掌舵，有大英帝国的视野，如今，如果一切只从香港出发，岂不就只是自己管治好自己已经足够？那就不用融入区域经济，不用与内地和国际合作接轨？岂不真退回到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城邦? 由“爱国爱港”的人去管治，这个标准太虚泛。难道单凭“爱国爱港”（这中间还有不少“忽然爱国”派的投机分子）就能治港？德才如何考察？靠民主选举？按划线选人？那实在难以操作。特首难寻，就是明证。
    回归以来，在尽力维持不变的保守观念指导下，特区政府接收了香港全体公务员，“和平过渡”，实际上承袭了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即所谓“殖民现代化”的模式。政治上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经济上“小政府、积极不干预”，民生上坚持“政府盈余为本”的政策。极端资本主义和放任市场主义已过时而不自知，结果是管治不顺，民怨载道。事实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世界和周边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香港当年赖以维持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经起了不可逆转的质变，而特区政府温水煮蛙的惰性，躺在巨额盈余和储备上不思进取，未能因应形势与时共进 。外因难以有力控制，成败俱由内因引起。中央主管部门要吸取以下的教训 ：
   依靠香港公务员治港的迷思。从前一直以为，香港有优良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都是人中俊杰 。这是误解。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公务员的意识形态全盘西化，对大陆有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傲慢与偏见，且都是执行型的万金油官僚，只会因循守旧。加上英国离开时给他们颁发了居英权，带走了全部档案，以便需要时对不听话的高层官员施以颜色 。而国情培训、北上交流，只是走过场，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十分苍白。手中无刀的问责官员，自身素质不高，没有执政党的背景支持，不可能解决公务员基本心态，即对国家民族忠诚献身的问题。不少公务员一直以为秉承所谓 "政治中立"，敷衍塞职，消极抵抗“一国两制”的实施，历届特首并没有取得公务员队伍的真正拥护和配合。特首在暴徒和警察之间竟然意图扮演第三方裁判的“政治中立”角色，不是无心，而是有意。
    第二，是对 “民主” 的迷思。在香港，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西方民主的运行模式一放开，就回不去了，好比是小鸡出了壳，再返去已不可能， 但不懂如何养好西方民主这只小鸡，遑论想要让它生金蛋。世界上的政权治理制度有两大类：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几百年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的文化价值系统支撑起来的选票制度，高举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大旗。二是以东方的中国为代表的，沿袭几千年的中华礼治文明，选贤与能和推举协商的习惯，为了推翻封建皇权体制，以民本为理想，过去180年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制度。两类制度各有利弊，香港就有人心底里只认定美国英国，非要只走西方模式不可。
 
   回归之后，香港各种政治力量，以至特区政府，许多精力都被牵扯到选举中去。其实，“选举文化” 把人们心中最黑暗的私利引发出来，为了选票，把矛盾激发，公开暴露到整个社会上去，争出位，找传媒，搏宣传，相互抹黑，恶意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越发激烈，甚至兄弟阋墙，大打出手，造成派别对立；所谓“建制派”，不但组织涣散、内部利益矛盾突出，阶级冲突明显，更兼政治人才短缺、领导人物尔虞我诈，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缺乏统一指挥的力量 (刘兆佳的评价)。
    香港的选战, 很像文化大革命。文革靠口号, 选战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有政治利益的交换。大混战的后果，是让各方势力混水摸鱼，引发民粹主义泛滥，抗争手段不断升级。西方的民主搞乱了不少不同文化的国家，香港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走下去，不是“一国两制”之福。
    如果我们不被选举牵着走，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形势可能不会如此不堪 。现在要有一个颠覆性的思维，总结一下，在香港是继续走西方式选举的道路，还是尝试走一个全新的模式？事到如今，要避免西方选举文化的弊端，有没有釜底抽薪的方法？
    建议考虑大幅度削掉立法会的权力，把立法会审批权力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如仅在有关民生，需要平衡各阶层利益的预算案上。香港有关长远发展的大型项目，其拨款决策如果继续由无专业知识，无全局视野，无综合/长期/整体观点的议员（包括所谓建制派和反对派）去左右大局去拖延拉布，只有死路一条。建议考虑恢复市政局，让它专注地方行政、文化艺术、民生衣食住行的事，由民选议员管治，有所分工。
    现在热衷于争议会席位，甚至要"建国"的各派反对势力，不会要求香港开放党禁和制定政党法，让大家都可以竞选做执政党的。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做永远的反对派，吵吵闹闹就行，无需考虑要执政。建议香港可以开放党禁。这样，共产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活动。香港需要有这样一个政党，能够执政，特首来自执政党，有强大的政治能量，具鲜明有效的治港方略，严格的党内纪律，领导人有高尚品德和超强的统筹能力，使其成为真正在精神引领和组织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能够左右政局，逼使反对派放弃独立和自治的梦呓来骗选票，转型为“忠诚于国家民族的反对派”。这可能吗？ 这又是港人马上可以接受的吗？要从长计议。
    无可否认，由于香港大多数居民是内地移民或他们的后代，由于历史原因，或多或少都对共产党有不满，乃至惧共、拒共、反共，有遗留的负面情绪，加之香港被殖的历史原因，又缺少了反殖补课，还有西方的蓄意干扰，因此，港人的惧共情绪，目前还是民意主流。回归以来，内地建设飞速发展，本来具备了一个很好的让港人意识换代的条件，可惜掌握了社会主要资源的特区政府被西方价值意识停留在殖民时代的公务员队伍从上到下所左右制肘，爱港爱国力量被选举连累(因要讨好选民争选票)，没有真正放手去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深耕细植的基本建设，使得这种惧共情绪，时淡时浓却老是挥之不去, 仍然是目前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识，更被波及到下一代。
    如果香港真有这样一个执政党，秉承远大理想和牺牲精神，真正为港人谋划愿景和方向，有能力处理与权贵的关系，以民为本，走向优化的，带有社会主义元素的，改良的资本主义，还香港人一个美好的憧憬和生活环境，长远而言，可以扭转乾坤。
   回归前后，不少有志的香港人，看到香港结束“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这一段历史，回归祖国，希望在香港建设自己的家园。怀抱“民主回归”的梦想，回归的立场坚定，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思考。从“民主回归”到“与国家一起成长”只是一步之遥，是什么因素中断了这个过程？值得我们思考。
     香港自秦汉即归南越番禺郡管辖，与内地血缘交融，一脉相承，晋朝已有新安县，香港是其中一部分 。虽然英国用各种方式不断培育它的代理人，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各个重要关头，港人从来没有缺席。无论是辛亥革命的发端，到国共合作的支持，以至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作用，到新中国成立输送人才北上、朝鲜战争爆发时突破西方封锁，还有40年改革开放，香港都曾对国家作出过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逊色的重大贡献。尤其对国家改革开放的推动，更是至为关键、不可或缺。港人其实潜藏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意结。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以至由历史凝成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中国现代文明一个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和共同财富。从这个角度书写香港的本土历史 , 建构真正香港人的本土理论，理直气壮地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融进新时代中国的话语里面去，秉持大中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以此烛照香港的前途，共同铸造民族复兴的共同信仰，实在是身处香港而又胸怀祖国的人们不可错失的历史课题。这项重大的思想工程被忽略，实在是造成目前香港困局的最基本原因。
    古今中外都有地区与中央之争。两者相辅相成，无本土派也就没有大中华的一统观念。两者应该相互包容。严格说来，首先要有本土意识，才会大化为国家意识。一个人总是从爱父母，爱家庭开始，在自幼的熏陶中, 形成最初的价值观。在成长过程中的共同参与和分享，滋长出对生他养他的故国家乡情怀，进而在共生的命运中懂得敬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和世界。爱国不是信条，并非完全来自逻辑的推理和利益的授受，它是一种内在的滋养，情感的升华，尊严的分享和价值的认同。目前不少青年人不满现状，并不是他们天生反中或容易被洗脑，而是确实缺乏社会参与的氛围和认识祖国的机制。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本土意识才怪。对香港有承担，应该首先是一个正确的“本土派”，不应把“本土派”这么一个迎合大众而且紧接地气的名称，糊里糊涂被反对派妖魔化盗用。激进派歪曲了的"本土论"，其理论建构在中国政治经济会很快崩溃 （所谓“支爆”），香港要与中国切割自保的错误形势判断上。它从根本上误导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因此无法开展良性互动以充分发挥 "国家所需，香港之长"的角色。教育阵地的沦丧，要夺回来，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要深刻反省，立马从头收拾此残局。
   我们祖辈的血汗，流在这块土地上，有理由有底气用最丰富生动的本土教材去讲香港的历史，细诉殖民的屈辱，分析成长的艰辛，驳斥恋殖的荒谬，重振港人的自信，面对时代的挑战，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清香港对国家在全球环境下的作用，融合东西方的优点和长处，找到香港前进的方向以凝聚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本土派”应有之义，对香港市民负责，带出能量和愿景。这里面有深刻的政策含意，例如，对参与暴动又违法的年轻人，拘捕及判刑后，特区政府应该在监禁期间，设立再教育中心，让他们认识祖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历史，提升个人道德标准等，给他们改过自新，日后贡献社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