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我哀悼你致命的“纯洁”

　　于一爽:搜狐 文化时尚中心主编

　　荣挺进：鲁迅基金会 学术部部长

　　权力垂青过屈原 权力抛弃过屈原

　　于一爽：又该纪念屈原了。

　　荣挺进：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曾想过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屈原是一型。

　　于一爽：渴望被权力垂青。

　　荣挺进：并不完全如此，权力垂青他，也抛弃了他。

　　于一爽：我一直在想，历史上，屈原是不是存在过。

　　荣挺进：其实，历史上屈原这个人是不是存在过，一直是存疑的；司马迁在《史记》列传里写了他，把显然不是他写的《渔父》、未必是他写的《怀沙》当成他的作品收录；但在世家部分――《楚世家》――却只字未提，列传里记在屈原名下的一些历史事件及言论，都记在别的人名下；另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这些先秦史传里也不见这个人名，所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压根不写这个人。近代以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屈原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读书人根据自己的观念需要去想象、塑造、重构他。

　　后世对屈原的看法也就比较多样了。像司马迁，感同身受地欣赏他，说屈原有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忍不住牢骚连连，以至于投水而死，但“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同样是写历史的人，班固就不太认同他前辈的史家，他说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太自认为了不起，又斗不过一帮真小人，受不了委屈，居然跳河自杀：“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在批评方向上，写《颜氏家训》的颜之推直接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指责他揭露一国之君的短处，把他排作“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第一人。

　　于一爽：欣赏他、批评他、质疑他，后世都不少，也有些人在两极之间有所倾斜或折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为屈原的死感到委屈。他有什么委屈的？

　　荣挺进：郁郁不得志啊。一方面是屈原觉得自己志向特别高远、人格特别高尚，我都是香草我都是美人，我很纯洁的，我绝不同流合污，可我的国君昏庸不昧啊，疏远我、流放我。另一方面，后世觉得屈原委屈的人，像司马迁那样非常欣赏屈原的人，也都有些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自觉委屈感比较强。

　　屈原的委屈被司马光放大了

　　于一爽：前提是我受尽委屈了，委屈从哪儿而来？楚怀王的昏庸是确定的？

　　荣挺进：但是从《战国策》、《国语》、《左传》等等先秦历史记载来看，楚怀王不全是一个昏庸的人，抛开屈原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一个挺能干的君王，他乘越国内乱，灭了越国，将其设为楚国江东郡；楚怀王还是楚国第二次政治改革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对内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联齐抗秦、推行合纵政策。他曾被推为与秦对抗的六国合纵的“纵约长”，真没本事，为什么能够做山东六国“联盟秘书长”？事实上，楚怀王的昏聩无能一方面让屈原的委屈感放大了，或许也被司马迁夸大了。我认为司马迁本人也是一个自觉很委屈的人。要这样来看的话，屈原那些问天恨地的好些委屈，是要打问号的，他的委屈究竟来自哪儿。

　　于一爽：他有过什么政治见解？

　　荣挺进：他是有些政治见解的，他说得可不少。比如在楚怀王领导下搞政治改革，开始很受怀王信任，但在他看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别人升官只为发财，一门心思为自己钻营；自己则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俨然公而无私，循规蹈矩不违规，却被排斥甚至流放出去，成为他心理上永远的痛。还有一点也很突出，大家都很熟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对老百姓很有感情；“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对国家故土眷念尤深；用今天的话讲，爱国家爱人民，关心国计民生。在那个有奶便是娘，人才在各国充分自由流动的战国时代，这很不可思议，司马迁也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真有这等本是，到哪个诸侯国去，都能被重用，然后大展宏图，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他却偏要在楚国这棵朽木上吊死自己。

　　屈原的“忠”是被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塑造的

　　于一爽：是从汨罗河边一棵树下跳河死了。是不是可以说，屈原的委屈是自找的？

　　荣挺进：闻一多先生写过几篇说屈原的文章，据他讲，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分三种：一是泄愤说，就是班固讲那个“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有点以死抗辩的意思；二是洁身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洁身自好，就是不肯同流合污；三是忧国说，“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因不得认可，借文天祥的话讲“屡召不起，报国丹心，竟以忧死”，凛然古人“尸谏”之风，希望以死尽忠，忠感其君。闻先生认为，“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于一爽：又是如何过渡到香草美人的？

　　荣挺进：闻一多先生解释说，这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屈原自己，是一个国君豢养的“文学侍从之臣”，本是贵族子弟，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本质不坏，身分职事未必低，而知识水准相当高。他们如皇家苑囿里的狐狸、兔子、鹦鹉、锦鸡和金鱼，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一来是主人需要他们的姿色和聪明，舍不下他们，二来是他们也需要主人的饲养和鉴赏，不愿也不能舍弃主人。”但是，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看得见被豢养的脆弱，也看得见品性的孤高与激烈。所以，“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这两个屈原的相互冲突，从汉代以来，被性格同构、命运同途的仕子感同身受，“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到宋朝理学家们努力扬忠抑怨，被皇帝们善加旌表，又打又拉，给屈原封赠一系列“忠洁侯”、“清烈公”、“忠节烈公”荣誉，便成就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忠臣，自然，为皇帝做官、当奴才的知识分子，也喊出“千古忠臣，当推屈原为第一”。

　　只讲道义不讲事功 是屈原的致命缺陷

　　于一爽：那“个人精神的屈原”哪去了？

　　荣挺进：有一对概念，古今知识分子老是在纠结的：道义和事功。道义，铁肩担那个道义，就是你要有气节、要有人格，你要光明磊落，你要做道德模范；事功是什么？你得做出事来，实实在在兼善天下，屈原不是说“哀民生之多艰”么，那你多干点解民于倒悬的事。当这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你是独善其身，死扛着道义这个东西，还是跳进泥塘去，真正为老百姓谋事功？这才是最关键的。从个人精神层面来讲，屈原在这个问题上只讲道义不论事功，这是他很大的缺陷。

　　于一爽：审美上有洁癖。

　　荣挺进：与其说是审美上的洁癖，不如讲是行为能力上的缺陷。或者说，与其叫洁癖，不如叫自私。屈原之后，许多会讲漂亮话、特会发牢骚的人，真就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不肯放下自己架子，不肯放下自己的所谓绝对的价值观，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我们接着问屈原，既然楚国面临灭亡，你劝不动，你不能多想一些辙吗，非要跟楚怀王死扛吗？

　　于一爽：于是他的委屈是致命的了。

　　荣挺进：换个说法，屈原面对的这个事情，以及他所做出的选择，可以换成一个质疑：屈原希望实现的目的，和他达到目的的方式，是不是自我背离了？他是哀民生的，要为民生谋福利的，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方式和人格，鄙视其他人的――包括他上司国君的方式甚至人格，事实上失去了机会、失去了自己，也丢掉了目标。

　　于一爽：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分析的明朝官员的精神底气。

　　荣挺进：关于屈原的传说里，也有一个说他死后成为了水仙――不是水仙花而是水里的仙人。但我觉得屈原就是一个纳西索斯，希腊神话里的水仙花，很有自恋情结的一个象征，是一个自恋人格。他认为自己坚持的东西是真理，非常纯粹、绝对纯洁的真理，这个价值观、这个道义是天经地义，这个道义就在我肩上，这个真理就是我，你天王老子也不能否认，我誓死捍卫。所以他才有那么大的勇气。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说的很清楚，就是这个。文官为什么那么牛气？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就因为这个――就是屈原被视为“愚忠”的那一面，“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宁死不同流合污。但就比如海瑞，在中国这个官场，在人和人的社会，拒绝同流合污就一定是好的吗？

　　全民推崇愚忠和自恋的 知识分子很容易失去目标和本钱

　　于一爽：一面是“竭忠尽智”，一面是“露才扬己”，民族全面推崇一个愚忠、一个自恋，这有什么价值？

　　荣挺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是达则忠于陛下，穷则自恋其身。对许多人来讲，他失去这种自恋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你让孔夫子如果说，他突然觉得他那套周公的道理没意义了，他怎么办？

　　于一爽：所以我应该如何理解屈原“纯洁”里面的致命性。如果说他是纯洁的？

　　荣挺进：致命我理解是两个东西，一失去他的目标，一时失去他的本钱；目标是天下趋大同，道义我独荷，我这个一定是对的，其实是矛盾的：你要达成目标要有协作精神吧，要跟大家一起商量来做吧，不是你一个人做吧。可他忘了，只有我的是对的，你们都不对；维护目标变成维护我的尊严，维护我的立场，目标丢了，目标偏移了。

　　于一爽：屈原怎么就变成了端午节的符号。或者说，端午节变成了屈原的符号？我应该怎么问？

　　荣挺进：我举个例子，杨家将，正史里面最初有点依据的，然后读书人、说书人，借这个历史来敷衍、讲故事，就把一点历史事实敷衍成一个故事，敷衍成一套说法，最后敷衍出一套说书人的意见。《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这样过来的，说书人一讲，这种东西就进入民间，民间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接受以后，民间还会糅合自身的记忆和想象再去丰富它。其实屈原跑进端午节，也是这么来的。

　　于一爽：民间愿意接受屈原的人格？

　　荣挺进：那倒不是，部分是民间附加的。

　　端午节是民间记忆与官方意志的杂糅

　　于一爽：有官方意志的参与？

　　荣挺进：也不排除。老百姓对上总是不满的多。他接受了为屈原抱不平，也会表达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老百姓的态度往往用行为来表达，为了保护屈原的尸体不被鱼吃掉，扔粽子、划龙舟。当老百姓表达的这种愿望，体现为一种价值、一种行为的时候，官方专门采风的机构，为了解民情，会注意到这种情绪，拿起来再做选择和提炼，这样形成了互动和互用。当然，我这是胡乱一说，有专门研究著作对此进行研究的。

　　于一爽：端午节还跟伍子胥有关，跟介子推有关，和一个叫曹娥的有关？我觉得有点儿混乱。

　　荣挺进：这个问题，比较权威可靠的说法，还是来自闻一多先生，他写过一篇不短的文章，《端午考》，文章里分析了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习俗，发现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它最早起自上古东南吴越民族的龙图腾祭仪，他们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还在急鼓声中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他的结论是：端午是个敬神避害、娱神娱人的“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本来和屈原无关。

　　由于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的故事，都和这投江自杀有关，尤其是屈原之死，随着《楚辞》传播甚广，其借用民间歌曲来表演的形式、寄寓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还有屈原本身体现的忠义、反抗意识，投合到故事里，恍然一体，大概在六朝时期的《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太平衰宇记》引《襄阳风俗记》里，就将拯救屈原的故事附会划龙舟、吃粽子的活动里，到宋朝理学家强化忠君忧国的正统伦理意识，沿袭至今。

　　从一个地域性――好鬼的楚地的习俗，再向北方中原地区扩展，成为全民习俗。屈原和端午节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非遗专家出来说，端午节是个祭祀节，这天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救父投曹娥江，大文豪屈原投汨罗水，甚至把五月初五视为一个毒日，奉劝大家不能互祝快乐，都是腐儒非把快乐给折腾没不罢休的奇怪言论。